強調「以民為本」的新南向政策應具有海納百川的包容性，在東南亞、南亞地區，與其著力行禮如儀，又受限於各種框架的外交互動，僑務工作的軟性靈活特質，往往更能發揮解決問題，深化關係的作用。要增進台灣的國際參與，僑務作為「第二軌道」遠比「第一軌道」暢通，這也是為什麼美國、印度、義大利等國近年積極推動僑務公共外交的原因。
☀︎ 陳琮淵／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2016/9/30）
總統府「新南向政策辦公室」的成立，象徵新南向政策從宏觀倡議走向實質推動。新南向之所以「新」，在於提出若干有別於過去幾波南向政策的訴求，諸如以「人」為本、將地理範圍擴展至南亞，以及主張兩岸攜手開發東協市場等。隨之而來的熱議是：此次的南向政策如何不重蹈覆轍，甚至有所超越？如何落實相關倡議而不流於空談。
特別是東南亞、南亞地區向來不是權力真空地帶，當下更是全球強權角力的熱點場域，中國在東南亞的布建，例如經營多時的孔子學院以及「一帶一路」的基礎建設項目等，皆幅射出可觀的影響力，惟迄今中國官方除了表明不看好新南向政策之外，尚無進一步作為，但這不代表主事者可以對中國的東南亞存在視而不見，也不是單方面宣示不對抗便可自安，必須思索各種可能的交集及應對之策。
平心而論，新南向政策雖是由政府主導的外交經貿戰略，但仍以深化實質交流及軟性議題領域較能有所進展。其中，僑務政策因強調服務海外僑胞，面向全球華人，是台灣開拓公共外交、發展新南向的有利觸角。然而，無論是過去的「僑分三等論」乃至於最近區分台僑／華僑的主張，不但引發僑社波瀾，也不利於號召海外華人助力新南向政策。
本文認為，強調「以民為本」的新南向政策應具有海納百川的包容性，在東南亞、南亞地區，與其著力行禮如儀，又受限於各種框架的外交互動，僑務工作的軟性靈活特質，往往更能發揮解決問題，深化關係的作用。在實務上，要增進台灣的國際參與，僑務作為「第二軌道」遠比「第一軌道」暢通，摒除僑務管道及海外華人支持的新南向政策無異倒持泰阿，是不可像想的。這也是為什麼美國、印度、義大利等國近年積極推動僑務公共外交的原因。
對本文而言，僑務公共外交是政府加強僑務工作，爭取華社向心力的行動，目的在於整合並運用族裔社群的資源與力量，動員華社及僑胞影響目標國家的相關政策。台灣並非絕大多數海外華人的「僑鄉」，卻在世界範圍擁有廣大的僑務資源及華社網絡，本身就是值得重視與深思的現象；更別說不少海外華人將留學台灣的經驗視為人生發展的轉捩點，僑委會也因此成為他／她們如父兄、如「娘家」般的依靠。海外華人對中華民國在台灣有著緊密的情感連繫，願意支持台灣、協助台灣與其所在國的種種互動，既與國際冷戰及兩岸對峙的遺緒有關，也來自於台灣長期推動僑務、僑教的積累，現下的實力是過去付出的成果，未來的發展則取決於當下的努力。
台灣的僑務政策除了自身作為，也面對來自對岸的競爭，特別是中國改革開放後，鄧小平重新恢復因文革而中斷的僑政與僑務，1990年代以來，更因中國和平崛起及新移民人數的增加，對於「華僑華人」（即海外華人）日益重視，無論在旗幟、名號乃至於招生等，世界各地僑社幾乎都曾出現過兩岸角力的情況。兩岸僑務交鋒的態勢縱然只是爭取文化認同、象徵支持而非政治認同，但對海外華人而言，仍造成困擾，甚至在某些場合使之陷入尷尬。在多年田野調查的正式訪問及私下交談中，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泰國等華社友人曾多次向筆者表示，每當兩岸出現明顯的政治對立，華人不免左右為難，他們早已是土生土長的東南亞人，百分百效忠當地國，同時也關注兩岸發展，盼望和平，對兩岸交往不存在「有他沒有我」之類的問題，更不願捲入政治或意識形態紛爭。
對於僑務官員而言，海外華人群體規模大小，事關組織正當性及預算分配，因而對「華僑」及「華人」不作明顯區分，已成為實務上只能意會不需言傳的「創造性模糊」，「華人」國族主義色彩濃厚的論述深入僑務實踐肌理，也就不令人意外。對於民眾而言，海外華人因教育及政治宣傳等因素，被融鑄到「大中華」想像共同體之中，成為異地存續的我群。值得注意的是，僑政實務及一般認知方面，兩岸的大中華想像幾乎沒有明顯差異，皆把東南亞華人視為與「我群」在利益及認同上毫無差別的同質性整體，但折射出的盲點卻有所不同。中國大陸將中華文化認定為華人共有「文化基因」，忽略了文化斷裂、混成所造成的差異；台灣對於僑務服務對象採取寬泛的認定，但隨著民主化後台灣主體認同的強化，加之大陸的僑務競賽，出現若干自我矛盾，依違兩難的情況。
相對於延續多時「外交－僑務休兵」狀態，在新南向政策下，本文預期未來幾年兩岸僑務在東南亞、南亞將有更多的遭遇，如何在活動交集時避免過度交鋒所帶來的負面效應，首先應該深刻瞭解各國華人的文化認同與中國（華）認識差異，其次是做該做的事，把文化及政治認同的選擇權留給各地華人。我在〈東南亞華人與中國僑務公共外交：文化政治的視角〉一文中曾指出，「馬來西亞留華同學會」所引發的風波，足可反思兩岸僑務作為影響下，東南亞華人的微妙角色及認同拉鋸，茲摘節如下。
1960、70年代中國受到文化大革命影響，各級教育發展停滯，同時期台灣則在「美援」支持下，大量招收東南亞僑生來台就讀，成為馬來西亞華社子弟重要的升學選擇，為了聯繫同學情誼，爭取留台社群權益，馬來西亞留台學子紛紛組織同學會，1974年進一步組織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簡稱留台聯總）。「留台人」與台灣各大專院校及相關單位互動密切，在馬國政經、文教、社會、各領域有著深厚的聲望及影響力，40多年來積極助力台馬關係進展。
隨著馬國華人前往中國留學人數逐年增加，2005年1月10日，由陳志成、劉乃好等原留台同學會幹部發起，號召「留華」畢業生，成立「馬來西亞留華同學會」，並於同年5月30日於大馬獲准註冊。留華同學會的出現雖應運於馬中關係改善及中國大學快速發展的吸引力，但該會會員主要來自資歷及社會經驗尚淺的年輕一輩，故創始領導層中包含若干當時爭取曾爭取或身兼留台同學組織要職的成員，另該會之會員資格，不限於中國大陸，舉凡香港、澳門和台灣的留學生，皆是留華同學會招收的對象，甚至反向吸納留台成員。因此，留華同學會成立之初，與留台同學組織產生若干矛盾和爭議，以及僑委會未能事先掌握，事後大加譴責的情況，反映了東南亞華人的跨國主體性固然受益於靈活權變，但有時亦會陷入多「緣」認同拉扯的窘境。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黃文斌教授以「情意結」的糾葛來描繪這種處境：所謂的「中華情意結」立基於看好中國強大可提供廣大市場與商機，亦有助於提升馬來西亞華人地位的期望，而「留台情意結」除了求學經驗的情感交會外，也夾雜著認同華人精神及文化中國的成份。
台灣除了以中文為高等教育的媒介，也是某種中華文化傳承的象徵，留台人對台灣這塊土地產生感情再自然不過。事實上，這兩種「情結」雖不必然發生衝突，但在某些涉及實際利益及身份表態的場合，對於華人種種「情意結」若缺乏適當的把握及應對，確實會引發爭議。這也提醒主事者，全球化時代，人口、技術、資金及訊息快速流動已成常態，跨境經商、求學、活動更是現代人習以為常的日常生活，唯有兼容跨國制度脈絡及個人生命經驗，才能掌握東南亞華人認同及華社發展之實態，制訂出有效可行的僑務方針，進而助益於新南向的推動。
另在兩岸僑務政策溝通方面，加強智庫平台建設，擴大訊息管道，減少彼此誤判及媒體渲染實屬必要。除了第一線工作人員的積極互動外，近年來台灣培養的博士赴中國大陸各大學任教情況普遍，群體規模及話語權正不斷增長，將能為兩岸政策制定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並扮演重要的溝通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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