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柬埔寨國家銀行統計，至2020年底全國共有79家微型金融機構，分、支行、據點總計高達749處。這數字還不包括被許可經營小額信貸（small loans, microloans, microcredits）的三家商業銀行：ACLEDA、SATHAPANA、HATTHA。不過，從NGO改制為微型金融機構、商業銀行，面臨經營原則的轉型，也不免使原本的「窮人銀行」倫理精神變質。
☀︎ 林文斌／文藻外語大學東南亞學系副教授兼主任（2022/3/16）
在2010年代經濟成長強勁的柬埔寨，受到2019年底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影響，2020年的經濟成長率為-3.14%，是自1990年初和平後以來，首見的經濟負成長。所幸，隨著柬埔寨成人施打兩劑疫苗比達98％以上，在日經亞洲週刊（Nikkei Asia）2022年初公佈的疫情復原指標中，柬埔寨排名全球第2，僅次於台灣而己！政府之後採取與病毒共存政策，預估隨著疫情緩和，2022年的經濟成長率可達5.5%，復恢到接近疫情前的水準。
然而，柬埔寨過去20年的濟成長果實，並未雨露均霑於所有民眾。據柬國官方在2014年的估計，仍有13.5％的人民處於國家貧窮線下。柬國官方對貧窮線的定義為每月所得低於46美元，相當於每日約低於3美元。不過，英國牛津大學的貧窮與人類發展計畫（Oxford Poverty and Human Development Imitative, OPHI）在2019年公布的全球多元貧窮指標（global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MPI）中，依健康、教育與生活水準等3面向估計，柬國在2014年時，有13.2%人口處於極度貧窮（severe poverty）、21.1%的人口接近貧窮（vulnerable）。後者浮沉於貧窮線上，一但遭遇任何變化、如生病、意外、失業、天災導致農作欠收等，便墮入貧窮深淵。
自1990年代起，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國際發展機構便將消除貧窮（poverty reduction or eradication）作為官方發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的主要目標之一，後來再被聯合國列為千禧年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中。世銀和轄下的國際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IFC）則視微型金融（microfinance）為消除貧窮的有效工具，積極倡議與推動。
何以如此？由於貧民屢因身無恆產、收入不穩定，經常不是商業銀行的放款對象。微型金融機構（microfinance institution, MFI）則以他們為主要對象，提供小額貸款讓他們得以從事商業、農業活動，進而能促進就業、增加收入，終能脫離貧窮、達成消滅貧窮的目標。孟加拉籍經濟學家尤努斯（Muhammad Yunus）即因創辦「鄉村銀行」（Grameen Bank）實現此種理念，改善孟加拉鄉村婦女經濟處境而獲得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尤努期堅信「窮人總會還債」、「他們和一般人一樣，只要有機會便會把握讓自己翻身的機會」。「鄉村銀行」就是讓窮人有機會接近金融市場，以打破他們極端貧窮困境。這種擴大金融服務範圍，使原本不被傳統金融機構重視的（窮）人、（微）小企業亦得能享受符合其金融需求的服務，近年來被稱為金融普惠（financial inclusion）。
微型金融（信貸）作為消滅貧窮的政策工具，1989年即有聯合國兒童基金（United Nation Children’s Fund, UNICEF）、ILO、美國發展署（USAID）、法國發展署（Agence Française de Développement, AFD），以及其他大型國際非政府組織如法國研究與技術團（Group de Recherche et d’Etudes Technologiques, GRET）、天主教救濟會（Catholic Relief Services, CRS）、世界展望會（World Vision）等的資金流入柬埔寨，提供鄉村居民微型信貸。而在90年代初柬國步入和平後，更湧入更多的國際組織或非政府組織（NGO）執行鄉村信貸計畫。
柬埔寨國家銀行（National Bank of Cambodia, NBC，柬國的中央銀行） 在2000年時以行政命令規定，資本額250百萬柬幣（約合現今的6.25萬美元）以上，從事微型信貸的非營利組織（NGO）須向NBC申請成微型金融機構執照。許多原本由NGO執行的微型金融計畫案，紛紛選擇自原組織獨立出來，轉型成名符其實的金融機構。例如，現今柬國資產最多、分行最多的ACLEDA銀行，前身即為ILO、UNDP（聯合國發展署）資助的NGO－Association of Cambodian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gencies，其在2003年改制為普通商業銀行。之後陸續有具規模的微型金融機構改制為商業銀行，如SATHAPANA銀行，前身是1995年設立的NGO，之後被特許為可收取存款的微型金融，並於2016年改制為銀行。但他們仍然持續經營小額放款業務（small loans），一如微型金融機構。
據柬埔寨國家銀行統計，至2020年底全國共有79家微型金融機構，分、支行、據點總計高達749處。這數字還不包括被許可經營小額信貸（small loans, microloans, microcredits）的三家商業銀行：ACLEDA、SATHAPANA、HATTHA。不過，從NGO改制為微型金融機構、商業銀行，面臨經營原則的轉型，也不免使原本的「窮人銀行」倫理精神變質。
柬埔寨的微型金融其實一開始便和尤努斯的主張不一樣，尤努斯鄉村銀行的利率，無論金額、年限，都是均一的10％（若採每週分期還款則相當於年率20%），[1]同時也是純粹的信用貸款，不用扺押品，更期待客戶將貸款用於自我雇用（self-employment），亦即經營微型企業（microenterprise），從而激發出創業精神、脫離貧窮。但柬埔寨的微型金融經營模式則完全不一樣：
- 利率一開始便很高，記錄ACLEDA轉型故事的澳洲記者Heather A. Clark估算，柬埔寨微型信貸在2000年之前，年利在60％以上！2000年《真實借貸法》實施後，利率降才到48％。2005年後眾多微型金融機構加入市場，才引導利率一路下滑，但在2015年時仍然在20％以上。美國學者Maryann Bylander另依柬國官方的經濟與社會調查資料估算，2011年時，微型借款金額的中位數為300美元，月利中位數達2.7%，相當於年利率32.4%。但2011年的柬國人均所得才882.28美元而已！
- 柬國微型金融機構對貸款用途並不設限，金融產品也愈來愈多元，甚至有鼓勵消費性貸款者，如購汽機車、買手機、家電等。[2]顯然柬埔寨微型金融機構的經營模式與方針已經和一般金融機構，或融資公司沒有什麼差別了。
- 柬國微型金融需求高、利息也高，吸引眾多機構加入這個市場。雖因市場競爭導致利息下滑，但也仍相當高。而市場競爭激烈，營銷人員手法也走偏峰，甚至出現借新債還舊債、鼓動貸款人借錢作旅費前往泰國成為移工。
- 柬國微型金融機構多要求借款人提出擔保扺押品或保證人，這往往導致借款人因疫病、天災等因素延遲還款時，鄉村農民擔心賴以為生的土地為銀行扣押，而更加縮衣節食、要求兒童打工賺錢貼補、甚致遠赴泰國邊境打工。而當借款未來及時還款時，微型金融機構便威脅扣押土地或強行禁止土地使用。
微型金融不合理的高利率往往引起鄉村地方騷動。由於多數鄉民經常以為銀行或微型金融機構是「國家」的，或是政府資助的。這或許是微型金融營業人員增加機構信賴，爭取客戶而故意模稜兩可的話術所導致的結果。無論原因為何，這引起了官方的反應。2017年6月將舉辦地方選舉，總理洪森（Hun Sen）2月下旬連續要求ACLEDA、微型金融機構Prasac更換商標，因其與經濟與財政部、柬埔寨國家銀行的標誌類似。ACLEDA共花了350萬美元，Prasac更當天就趕緊先將商標從ATM取下，留下空白。洪森一週後下令電信公司發出簡訊，告知用戶說「所有微型金融機構都是私人的，不是國家的」。在洪森指示下，柬埔寨國家銀行於3月中發出指令，要求微型貸款不得超出年息18%的上限，以平息民怨。但柬埔寨微型金融機構協會（The Cambodia Microfinance Association, CMA））報怨政府事前都沒有與他們協商，事後又建議他們的會員以提高手續費的方式來維持獲利。
知名國際金融資訊公司Global Capital估計，在新冠疫情之前，柬國約1600萬人中有多達200萬人是的微型金融客戶，微金融市場規模更多達100億美元，約是柬國一年GDP金額的三分之一，可說全球各國中，微型金融滲透率最高的國家，而其中絕大部分客戶卻陷入過度負債困境（over indebtedness）。柬國重要媒體《金邊郵報》（The Phnom Penh Post）2017年6月初便曾報導，位於干丹省（Kandal）鄉村的一位婦女報怨說，她的微型貸款月利率為3.5%，年利達42%！2017年6月的地方選舉，反對黨雖未過半，但獲得近30％的鄉理事主席、43％的鄉理事席位，可謂大躍進，與微型金融激起的民怨或有相當關係。
柬埔寨在2021年2月後爆發數波新冠疫情，政府採取嚴格的封城、宵禁措施，民眾生計遭受嚴重影響，許多媒體報導柬國鄉村地區貸款人快被債務「勒死」的慘狀。《法新社》（AFP）記者造訪暹粒（Siem Reap）省一處小鄉村Trapeang Veng，報導說「全村113戶中有四分之三欠債，金額合計達30萬美元之多！」柬埔寨國家銀行統計，2020年底時全國未償付貸款中約有18%為微型貸款，高達67億美金。人權團體LICADHO則估算，若包括銀行和微型金融，金額將高達118億美元。無論金額如何估算，新冠疫情都使許多本已經陷入過度負債困境的微型貸款人，處境更加困難，也使原本還能正常還款者陷入還款困難的若境。一但步上以債養債，便難以脫離負債迴圈。
柬國著名的反對派人士沈良西（Sam Rainsy）流亡海外多年，在2020年5底於臉書發文，呼籲貸款人拒絕還債，發起不還款運動。眾多人權團體也發出聯名公開信，希望微型金融機構能寬限還款。不過，不僅後者遭到拒絕，前者雖讓柬國總理洪森公開呼籲金融機構瞭解債務人在疫情下的困境，但又警告說「不還，就是聽從反對派的煽動，我鼓勵金融機構沒收入這些人扺押的土地」！
債務人若無法還款，微型金融機構獲利受損，不良債權率也必定上升。柬國微型金融機構AMRET的主要股東IFC的發言人便說，2020年有66,500件債權重建案，合計金額超過10億美元。國際發展機構唯恐柬國微型金融體系崩潰，紛紛資助。IFC在2020年6月22 日便公告通過資助HATTHA銀行前身Hattha Kaksekar Ltd. （HKL） 與AMRET，個別2500萬美元，合計共5000萬美元的柬國女性中小企業資助計劃（women-owned/led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WSMEs）。而在3個月前，HKL才從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JICA）獲得5000萬美元的資助。HKL於2021年改制為HATTHA 銀行後，IFC在2021年5月6日又通過資助其5000萬美元的WSMEs計畫。
HATTHA銀行能在1年3個月間取得JICA與IFC共1億2500萬美元的資金，和背後的日本大股東或有很大關係：泰國大城銀行（Bank of Ayudhya持有HATTHA百分之百股份，大城銀行則為日本東京三菱金融集團在2013年12併購，持有72％的股份。同樣為日本丸韓金融公司（Maruhan）所有的SATHAPANA 銀行也在2020年12月獲得法國發展署（AFD）下轄的發展基金Proparco資助5000萬美元，執行與WSMEs類似的計畫。至於東國最大銀行ACLEDA則由日本的住友三井、歐力士集團（Orix）持有合計40.5%的股權。歐力士還掌控前六大微型金融機構中的第3、5名。第1名的AMK則由台灣的上海國際商業銀行持有80.1％的股份。
柬國主要微型金融機構不僅有外資「富爸爸」，還能以「新冠疫情下提供弱勢微中小型企業資金」的名義，獲得國際發展機構注資，再加以「具威脅性」的土地扺押「逼債」手段維持獲利。依柬埔寨國家銀行統計，微型金融機構不僅整體不良債權率在2020年底時極低，只有0.8%，前6大微型金融機構更只低到只有0.4%。而經營小型貸款的兩大日系銀行－SATHAPANNA銀行為0.4%，獲得鉅資挹助的HATTHA銀行更只有0.3%。而就獲利來看，柬國微型金融機構在2020年的整體獲利率和2019年都同樣是2.9%。顯然柬國微型金融機構在新冠疫情下，沒有受到太大影響，仍然維持獲利。但一再提出報告指責微型金融機構為營利不擇手段掠奪土地的人權團體EC、LICADHO卻絕望地指出，柬埔寨債務人在新冠疫情的「微型金融危機」中，遭受前所未有的壓迫，「他們有被救援的權利」！兩相對照，格外諷刺。
[1]參見https://www.grameen-info.org/grameen-bank-interest-rate/
[2] 參見一些柬國微型金融機構的官網，如https://www.apmfi.com.kh/kh/ 或https://amatakcapital.com.k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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