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年，全球各地颳起一波華人參政的風潮，華人數目最多的東南亞地區也不例外。在緬甸，華人的身影無處不在，但由於華人於緬甸分佈極廣，「在緬華人」經歷2016年的政權轉移後，對政治的熱衷程度是否有所轉變？
☀︎ 司徒宇／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2016/12/30）
過去幾年，全球各地颳起一波華人參政的風潮，從位處歐洲的英國、北美洲的美國及加拿大，到大洋洲的澳洲，皆可發現華人參議時政、投身政界的案例。而華人數目最多的東南亞地區也不例外，除馬來西亞、泰國與新加坡的華人參政比例原本就頗高外，印尼與菲律賓的華人社群在政治參與上也展現出不同於以往的積極度。
至於緬甸，華人的身影無處不在，最大城市仰光與第二大城曼德勒就有許多華人居住。雖然緬甸華人的比例相對於東南亞其他國家並不算多，但引發的爭議卻不少於其他國家。學者范宏偉曾提到，緬甸在獨立之初，宇努（U Nu）文人政府執政時期，推動華人入籍政策，使入籍後的華人在選舉、參政、結社、興辦華文教育，以及出版華文報刊等方面，都沒有遭受歧視或限制。然而，1962年軍事政變後，在尼溫（Ne Win）主政下，緬甸華人政治地位急遽衰落，不僅淪為次等公民，過去曾擁有的基本權益也都被侷限，多數華人僅能以投票作為最低限度的政治參與。
但有輿論認為，這種情況似乎已逐漸改變。以緬甸2015年大選為例，林唐全（Aung Thu Hein）身為緬甸第三代華人，於仰光唐人街 Latha 區代表全國民主力量黨（National Democratic Force, NDF）參選國會議員，他同意華人在緬甸參政有天花板限制，頂多做到國會議長，但投入政治是想讓國家更好、解決貧窮問題。由此可知，緬甸華人參政比例雖低，但已不像過去如鐵板一塊，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華人於緬甸分佈極廣，其他「在緬華人」經歷2016年的政權轉移後，對政治的熱衷程度是否有所轉變？實有進一步觀察、討論的空間。
戰火連綿的緬北
我曾於2017年訪問居住在緬北臘戌的華人，對當前緬甸政局的看法。他們普遍認為，就社會氛圍來說，全國民主聯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 NLD）上任後確實比過去軍方統治時期放鬆，但並不表示緬甸政治發展就此一路順遂，理由在於：緬北局勢的惡化速度與新政府的改革速度不成正比。
2016年11月20日，4支少數民族武裝團體—克欽獨立軍（Kachin Independence Army, KIA）、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Myanmar 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 Army, MNDAA）、德昂民族解放軍（Ta’ang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 TNLA）與若開解放黨（Arakan Liberation Party, ALP）組成「緬北聯軍」，對緬甸政府軍多處駐點發動武裝攻擊，主要目的是透過武力展示，迫使軍方在後續和平談判進程中，不再漠視或打壓少數民族的訴求；但緬軍選擇給予強勢回應，戰事持續至今仍未平息，對中緬貿易與周邊人民生活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於此情況下，許多在緬華人（特別是上緬甸華人）對全民盟新政府究竟能為緬甸帶來多大改變較為悲觀，原因即為翁山蘇姬雖擁有廣大民意的支持，其政黨上任也具備完整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卻仍然無法過問軍人掌權的領域（如國防、內政與邊境事務等），致使在緬華人更在意的是人身安全與環境穩定，對政治缺乏期待的心理未有改變。
緬甸政府對華人的限制
再者，緬甸政府長期以來對華人也有特別的管制，最明顯的是教育層面，除了不准華人設立中文學校，也不允許華人在公立學校開設中文課程。因此，華人只好利用佛教寺廟設立中文學校，以延續中華文化與教育水平，例如：上緬甸瓦城的孔教學校、密支那的育成中學，及臘戌的黑猛龍中學，都是以佛教寺廟為名義所設的中文學校。而緬甸政府限制華文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徹底推動「緬族化」教育，以使華人完全融入緬族文化。
除了教育之外，緬甸政府對華人身分證也有嚴格的規範限制，緬甸現行的身分證有6種，分別為紅卡、白卡、藍綠偏藍卡、藍卡、綠卡和三折等。緬甸政府對緬族人都發給代表「真正公民」的紅卡身分證，對華人卻依照不同背景，發給藍卡、綠卡、三折等3種身分證。這些在「教育」與「身份認定」上的限制，皆未因緬甸實施政治改革而改變，導致華人長期對緬甸由軍人勢力主導的政府結構缺乏認同感，甚至懷有戒慎恐懼的態度，當然也對參與政治事務非常消極。
中國投資的負面觀感
近幾年，緬甸在政治和經濟上向中國靠攏，許多中國企業與投資者紛紛湧入緬甸「淘金」，銅礦和水壩項目就是典型代表。但這些開發只圖利中國商人與緬甸政府，對國家幾乎沒有助益，導致緬甸民間掀起批評華人的聲浪。在曼德勒，甚至有劇團以對華人的負面印象為主題，演出華人如何逼迫緬甸人離鄉背井的作品。其實，多數緬甸華人同意，中國的強大有助於華人地位提升，也使緬甸政府較願意關注華人需求；但另一方面，中資企業在緬甸引發的諸多爭議，卻讓緬甸社會普遍對中國觀感不佳。
與日本在緬甸有助於就業的輕工業投資相比，中國的投資多屬破壞生態且移入大量中國勞工的資源開採，中國在緬甸投資建造水壩即為代表案例。這些投資顯然沒有獲得當地人民的歡迎，因為往往涉及強拆民房、徵地不公、經濟利益分配不均，以及對當地生態的破壞。我曾訪問不同職業的在地緬人（包含非政府組織員工、大學生、計程車司機），他們對中國的評價都偏負面，認為中國對緬甸的開發大多造成環境破壞與資源掠奪，卻並未給緬甸人民帶來實際利益或生活品質的提升。
此外，水壩建設所在地的少數民族原本就與緬甸政府存在矛盾，長期與軍方對抗，而在移民安置過程中，緬甸政府又以漠視人權的政策對待人民，為了動員壩區農民移居，迫使農民將個人生存權置於國家利益之下，當眾多移民遷徙到新安置地後，卻發現土地貧瘠、無法耕種，落得三餐不繼的悲慘境遇。從人權角度來看，強制遷徙本身就是對人民基本權利的侵犯，這種搬遷完全違背民眾自身意願，是政府利用權力強制人民離開生長的故土，用貧瘠山地置換沿江兩岸肥沃土地，而政府的補償又不甚合理，民眾在搬遷後必將陷入貧困之境。
前述情況下，儘管在緬甸參與政治的華人很少，多數華人只希望把經濟搞好、生活過好，但社會依舊存在不小的反華情緒。主因即為，中國的投資雖對緬甸政府具有重要之經濟利益，卻無法獲得其國內社會的支持。導致「在緬華人」除了更加低調處理與中國的關聯外，減少政治參與以「明哲保身」也成為他們不變的生存哲學。
政治，與我無關
然而，居住在不同地區的緬甸華人，對「華人身份」與「緬甸國家」認同卻有明顯的差異。例如：下緬甸華人更加融入緬甸社會，多半已不懂華語；而上緬甸華人多因經商致富，從事貿易、玉石交易或採礦業，和中國生意往來繁多，致使他們的社群感非常強烈，特別保護華人價值。我曾訪問家族世居緬北臘戌的上緬甸華人，他便表示，若從日常生活來看，他們與中國的連結是完全不亞於緬甸的，他們平時習慣以中文相互溝通，收看中國當地的新聞台或其他節目，甚至有三分之一的華人父母，會把孩子送至華文學校就讀，以傳承中文教育。但過去發生的排華事件，以及緬甸政府長期的歧視待遇，卻是所有華人共同的恐懼，使得他們非常小心地處理身份問題，也不太願意參與政治事務。投票或許是華人涉入政治的唯一途徑，但無論誰上台，他們也都會欣然接受，傾向選擇做個政治的局外人。
最後以緬甸於2017年4月1日進行的議會補選為例，此次補選欲選出上議院、下議院和地方議會空缺之19個席位，我當時在緬甸親身觀察此次選舉，並訪問居住在仰光的華人。儘管事前已預知緬甸人民對本次補選的熱衷程度絕對不若2015年大選，但許多華人對補選完全不感興趣的態度仍然出乎我意料，更有些華人即便居住在將要進行補選的選區，亦明確表示不會前往投票，讓我清楚感受到在緬華人對政治事物的心理取向依舊偏向冷淡。
綜上所述，緬甸雖然於2015年大選後經歷政黨輪替，以全民盟為首的新政府也在2016年順利就任，但緬北武裝衝突無法緩解、憲法不合理保障軍方權力，以及華人身份限制持續存在，這些外在客觀因素都使緬甸華人對當前政府無法產生信任感。另外，就內在心理層面而言，緬甸社會對中國企業的負面觀感所投射出的反華情緒，更讓在緬華人不願公開參與政治，而且預料在短期內很難有突破性的改變。
參考資料：
范宏偉，〈緬甸華人的政治地位及其前景〉，《國際關係學院學報》，第2期，2009年，頁25-29。
林怡廷、許芷君、秦軒，〈緬甸華人為何害怕政治？〉，《端傳媒》，2015年11月8日，
倪偉峰，〈緬甸華人：無處不在卻又備受爭議〉，《BBC中文網》，2015年11月10日。
陳宗巖，〈緬甸果敢衝突對中緬關係的影響〉，《戰略安全研析》，第119期，2015年3月，頁28-35。
顧長永，《緬甸－軍事獨裁五十年》（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2015年2月）。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站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