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arryanto Aryodiguno 賴劍文/印尼總統大學國際關係研究學程助理教授(2022/7/1)
先前,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與美國總統喬·拜登(Joe Biden)以澳英美三邊防務的形式就兩國戰略夥伴關係達成一致,這一協議就是眾所周知的三邊國防條約夥伴關係或者澳英美聯盟(AUKUS)。AUKUS三邊防務條約的主要議程是加強澳大利亞、英國和美國之間的軍事合作,旨在通過重點發展軍事工業和技術來維護印太地區的安全穩定與和平。該協議特別著重在協助澳洲發展核動力潛艇。AUKUS三邊防務條約的批准使澳大利亞成為繼美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俄羅斯、英國、法國和印度之後世界上第七個擁有核動力潛艇的國家。
AUKUS三邊防務協定簽訂後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協定中約定澳大利亞將獲得來自美國和英國的核動力潛艇的出口以及建造八艘核動力潛艇的技術援助,這些潛艇將在南澳大利亞的阿德萊德(Adelaide)部署及建造。此外,在AUKUS三邊防務條約中,還約定美國將增派駐紮在澳大利亞北部達爾文(Darwin)美軍基地的軍事人員數量。
作為美國防禦中國的工具
澳大利亞、英國和美國簽署AUKUS三邊防務條約可以被認為是對中國在南海衝突中咄咄逼人行動的反制。自1990 年代以來,中國通過在南海的單方面領土主張大規模擴張其軍事存在。中國在南海的九段領土邊界主張,使其與東南亞多個國家,即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文萊達魯薩蘭國,捲入了領土衝突。中南海衝突已成為國際政治的主要問題之一。中國在南海的領土訴求所引發的衝突影響了印太地區的安全穩定,甚至導致中國與這些東南亞國家之間產生了公開的軍事衝突。
中國在南海的侵略性行為已對美國構成威脅。美國作為在印度-太平洋地區擁有戰略利益的超級大國,美中之間的政治和經濟領域的利益衝突已然成為了霸權國家的影響力之爭。
從印太地區的地緣政治背景來看,雖然澳大利亞、英國和美國在其官方聲明中都致力於維護印太地區的安全穩定與和平,但由三邊防務條約協定的核動力潛艇技術發展合作卻與之背道而馳。此三邊的AUKUS有可能成為對印太地區穩定、安全與和平的威脅。促使澳大利亞擁有美、英支持的核潛艇,是美國制衡中國的一種形式。幫助澳大利亞配置核潛艇是美國站在權力平衡角度對抗中國的一種方式。從國際關係理論的角度來分析,美國的態度符合國際關係新現實主義理論中的均勢現實主義。按照該理論的解釋,均勢基本上是由一個國家或一個集團國家通過與其他國家或集體合作,以應對其他國家或盟國的威脅而進行的一種力量平衡的方式,該方法旨在創造穩定與和平的國際秩序。
印太地區衝突的可能性
雖然AUKUS三邊防務條約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在印太地區創造安全穩定與和平,協助美國達成對中國的軍事力量進行制衡的目的,但相反,該條約可能會造成印度-太平洋地區的衝突升級。對這三個國家來說,通過使用武器技術的協作來維護印太地區的穩定、安全與和平他們長期以來的共同觀念,在冷戰時期他們即藉由核威懾與蘇聯及其代理國進行的競賽。
八艘核動力潛艇在澳大利亞的存在將加劇對東盟安全穩定的負面影響。東盟國家與中國在領土問題上一直存在爭議,而這些潛艇有可能通過東盟水域,因此這將違反東南亞無核武器區條約(SEANWFZ)。東盟國家曾於 1995 年 12 月 15 日達成一致,承諾將東南亞地區作為無核武器及排除其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區域,以實現國際和平與安全。
儘管斯科特·莫里森、鮑里斯·約翰遜和喬·拜登曾表示,澳大利亞、英國和美國不會違反這三個國家於 1968 年 7 月 1 日簽署的《核不擴散條約》(NPT),但從防務條約的協議中可以看出,三邊的AUKUS會加劇AUKUS與中國之間的緊張局勢,甚至引發核戰爭,給印太地區的安全和世界的和平造成巨大損失。
《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簽署國致力於通過核裁軍、核不擴散以及為和平目的使用核材料來限制擁有核武器,而三邊防務條約對澳大利亞核動力潛艇的發展、部署,受到了中、法、俄等多國的批評和關注。實質上,AUKUS三邊防務條約是一種挑釁,它將不僅對地區安全穩定帶來損害,更將喚回冷戰情緒,加劇軍備競賽,使印太地區成為核區。
印尼的態度及反應
作為澳大利亞的鄰國,和南海問題相關國家,印尼的地理位置無疑使印尼處於AUKUS與中國潛在衝突的漩渦之中。職是之故,從印尼自身奉行的自由積極的外交政策角度,分析印尼政府對AUKUS三邊防務協定的因應、其在中國-東盟在南海衝突中扮演的角色等問題是很有趣的。不過,在分析印尼可能採取的態度之前,有必要提前了解一下印尼目前對AUKUS和中國的實際立場。
在AUKUS三邊防務協定達成前幾天,國防部長普拉博沃·蘇比安托(Prabowo Subianto)和外交部長雷特諾·馬爾蘇迪(Retno Marsudi)於 2021 年 9 月 9 日與澳大利亞國防部長彼得·達頓(Peter Dutton)和澳大利亞外交部長瑪麗斯·佩恩(Marisse Payne)在雅加達舉行了雙邊會晤。會議期間,印尼和澳大利亞就軍事領域的若干合作點達成一致,簽署了《打擊恐怖主義和暴力極端主義諒解備忘錄》、《網絡合作和新興網絡技術諒解備忘錄》,並商定了印尼和澳大利亞國防軍(ADF)之間的聯合演習。 此外,澳大利亞還為印尼國防部捐贈了 15 輛裝甲運兵車(APC)戰術車輛。
2021年9月16日(AUKUS三邊防務協定達成前一天),國防部長普拉博沃·蘇比安托隨後出席了在英國倫敦舉行的國防工業展覽會(Defense and Security Equipment International)。出席展覽後,國防部長普拉博沃·蘇比安托隨後與英國國防部長本·華萊士(Ben Wallace)舉行了雙邊會晤。在雙邊會議期間,國防部長普拉博沃·蘇比安托和本·華萊士就在印度尼西亞製造英國戰艦的許可達成一致,即箭頭140型護衛艦,計劃由在泗水從事造船業務的PT PAL在兩艘船上生產併計劃在 2026 年完成。
此外,印度尼西亞此前已同意通過國防部長普拉博沃·蘇比安託與美國國防部長馬克·埃斯珀(Mark Esper)之間的雙邊協議,於 2020 年 10 月 19 日增加與美國的軍事和海上安全合作活動。
透過印尼與澳大利亞和英國在軍事領域的合作,印尼現在與AUKUS國家建立了良好的戰略軍事關係。然而,由於北納土納海(中國南海)的歸屬爭議,印尼和中國之間的軍事關係處於糟糕的狀態,中國也通過九段虛線單方面聲稱該海域是其領土的一部分。
因此,對印尼來說,在AUKUS與中國之間不斷升級的緊張局勢中繼續發揮積極作用是一項挑戰。因為三邊防務協定隨時可能導致印太地區的軍事衝突甚至核戰爭。事實上,印度尼西亞可以通過多邊主義與東盟一起發揮積極作用,以共同的態度呼籲地區和平與安全穩定。特別地,東盟因其地緣因素,在中國和澳大利亞之間的印太地區的長期扮演著重要的參與者角色。但是,考慮到東盟國家的態度往往不同,東盟多邊主義可能難以實現。例如,菲律賓是很明顯的東盟國家之一。然而,就其對AUKUS三邊防務協定協議的態度而言,菲國外交部長特奧多羅·洛欽(Teodoro Locsin)於2021年9月21日發表的正式聲明,明確支持AUKUS協議。考慮到菲律賓是美國的長期盟友,菲律賓的態度是可以理解的。加之菲律賓是身處南海衝突中的東盟國家之一,其領土被中國主張最多的恰恰是在南沙群島。
回首過去,自從中國在南海發起主權聲明以來,東盟國家實際上從未對南海衝突有過共同的態度。這是因為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利益。如果說爭議國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主動反對中國的九段線主張,那麼文萊達魯薩蘭國和柬埔寨對中國的態度是被動的。這是因為文萊達魯薩蘭國和柬埔寨對中國有經濟依賴。這與菲律賓的態度有著相似的背景,但菲律賓是親近美國。因此,可以得出結論,東盟在應對AUKUS與中國之間的緊張局勢中的共同態度和多邊主義是難以實現的,因為東盟國家實際上有自己的國家偏好和利益。
印尼自由積極外交政策與AUKUS及中南海問題
針對難以實現共同態度和東盟多邊主義的問題,印尼需要堅持其一貫奉行的自由和積極的外交原則,印尼應當在應對印太地區局勢時有自己的態度。但是,如果印尼沒有在這個問題方面表達明確的態度,就有可能使自由和積極的外交原則被解釋為不明確的中立。
AUKUS與中國之間的緊張局勢有可能成為軍備競賽,並有可能繼續加劇地區緊張局勢,導致第二次冷戰,甚至核危機。印度尼西亞需要對此作出回應,以此作為對印太地區安全前景的警告信號。中國和美國作為印太地區的兩個「大玩家」將產生被稱為代理人的衛星國家。由於印尼與AUKUS國家的軍事關係密切,且與中國在南海發生衝突,印尼與AUKUS站在一起成為AUKUS代理人的潛力很大。
印度尼西亞需要採取一種符合自由和積極的外交政策原則且以國家利益為導向的態度。印尼捲入南海衝突,並處於AUKUS與中國之間的緊張漩渦和潛在軍事衝突之中,使得印尼未來無法避免雙方緊張局勢可能產生的影響。因此,印尼政府不應保持中立而不採取行動,而應謹慎制定對印尼有利的外交政策。
從國家利益的角度來看,印度尼西亞在軍事領域與AUKUS國家的接近將有利於印度尼西亞對國防裝備進行現代化改造。雖然這種親密關係讓印尼似乎傾向於站在AUKUS一邊,不執行自由積極的外交政策,但考慮到目前印尼仍捲入北納土納海或中國南海的爭端,這種選擇對印尼來說是一個理性的選擇。為了應對中國構成的挑戰,對主要武器系統和其他防禦要素進行現代化改造是印尼政府亟需關注的重要事項。
如前所述,如果沒有明確的態度,自由和積極的外交政策並不能被解釋為不中立的政策,只是印尼決策者必須為國家的方向早做考慮。因此接近AUKUS可以被解釋為一種面向國防領域、追求國家利益的政治立場,而不是公開偏袒任何一方。這就如菲律賓所做的那樣。因此,印度尼西亞不會將自己標記為任何一方的代理人,無論是AUKUS還是中國。
此外,印尼在國防領域與AUKUS的密切關係可以促進印尼和中國間持續增長的經濟關係,這將幫助印尼在與中國進行的經濟合作中維持有利的談判地位。這也是佐科·維多多總統的主要計劃與外交方向。
在這種情況下,印尼可以同時利用國防和經濟領域的兩個衝突方進行博弈。這與副總統穆罕默德·哈達於 1948 年 9 月 2 日提出的「在兩塊岩石之間划船」(Mendayung di antara dua karang)這一表述與自由和積極的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則是一致的。印度尼西亞的自由和積極的外交政策與國際政治的發展息息相關,這與之前的冷戰時代有很大的不同,印尼不僅已是國際政治中的重要參與者,更可以更加積極自主地謀取自身的國家利益。
為此,印度尼西亞政府需要更為積極的外交措施,在衝突中與澳大利亞、中國乃至東盟等衝突各方進行密切溝通協作,維護印太地區的穩定、安全與和平。此外,以 1968 年 7 月 1 日所做之對核不擴散條約的承諾,印尼政府在未來的政策制定中更應關注此項議題。總之,印尼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是以國家利益為導向,在實踐中,避免模糊的態度,在客觀中立的姿態中明確讀相關問題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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