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東協國家除了延續避險策略的主軸外，也會考量疫情的衝擊與全球產業鏈斷層等新出現的重要影響因素，這不難從越南在中共20大落幕後隨即應邀訪問中國可以看出。
☀︎ 王善航/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2022/11/7)
自中共20大召開後，科技發展已經成為了中共未來新的五年內的最重要指標，同時也奠定了南海區域，將持續成為體現國際間現階段中美兩強競爭的主要舞台。在可以預見在大格局之下，晶片、航太、軍事科技等，必然是成為未來中共最為著重發展的標的，也是兩強之間最重要的競爭板塊，東協也自然成為是兩強博弈間重要的籌碼與夥伴。基此，20大後，基本上可以有兩項要點評估，分別為：其一，中美的戰略對立將在南海持續。其二，東協扮演中美對立下南海的關鍵角色，以下詳細敘述：
一、戰略對決與策略延伸－帶路倡議與南太關鍵
台灣雖在外交戰略上推行新南向政策，這與南韓新南方政策有異曲同工之妙，幾乎是在同一時期先後開展。不過雙方卻未在東南亞國家進行合作，雖本質上台韓本身及存在產業競爭與產業重疊的本質，不過若能適時開展雙方合作，終究能達到利大於弊，且事半功倍的共贏效果。而自文在寅以來的外交戰略，在實質意義上均在爭取於中美兩強夾縫間的最大生存空間，在主體上的根本方向就是避險策略的落實，如同文在寅推出新南方政策之初，也同步推行定調了「朝鮮半島新經濟地圖」以及「新北方政策」的外交戰略，既充分體現了步將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的分散風險方式，同時也突顯戰略自主以及宏觀評估適時調整的重要性。或許現下台灣的外交政策也可調整為以新南向政策為主體，但同時也伴隨推展與東北亞連接和南太地區連結的多方策略，從而凝結成足以與他國戰略對接的通盤計畫，將利益最大化，風險最小化。
一帶一路倡議，早已被定調為習近平時代的戰略代名詞，既可以為中國用以突破國際間歐美國家對中國的圍堵，也是提升中國國際影響力的重要戰略。伴隨國際局勢的轉變，美方持續性加強的圍堵力度，也更加大了帶路倡議戰略的部屬與推進之必要性。
從中共角度來看，一帶一路戰略上倡議的進程，在陸路上推行可以算是成果豐碩，中俄兩國的關係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友好高峰，甚至超越了中蘇友好時期的前景。在中俄兩國的合作下，俄國進行權利讓渡，透過與中共的合作，開始在中東地區與中亞進行所謂的共管策略。這加速了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進程，以及在推行之上的便利性。也正因此發展機遇之下，路上絲綢之路經濟待的成果尚可界定為穩定，未來發展也定然會持續推進。對於戰略運用與外交布局，有著穩定的作用。
反之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一直較未有所推進，其中曾被視為海上絲綢之路中的亮點的克拉地峽運河，一度對泰國國土有分割之嫌，導致推進緩慢。此外，中共海軍發展長年處於弱項，這並非是因為中共科技發展的瓶頸，而是在地緣政治的道路之上，中國長年更適合發展陸路之便，成為陸權大國的主要戰略選擇。當中共嘗試發展海路權力，本身即可視之為一種發展挑戰，伴隨而來自然也將會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這自然是中共海軍與海運在發展上的侷限。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共將會將外交發展重點，皈依在建設係代化社會政策之下，以及強調科技發展的指標下，深化與拓展海軍與海權勢力，是其必然的選項。
就近代而言，中共不斷宣稱在海軍的建設與投入，潛艦與相關軍備擴張，更適用「下餃子」來形容。但這樣的軍備擴張對於南海局勢勢必增加不穩定因素，中共的海權擴張，實質上除基於堅持與維護其海域主權，更重要是考量到南海海域囊括了等個東亞80%以上的貨運要量，不僅東南亞的經濟仰賴於南海海域要道，東北亞的貨物進出更是依靠南海。這自然也是中共在戰略上，持續與深化推進海上絲綢之路的進展關鍵要素。而未來中共除戰略推進外，最有可能會強化在南海的活動力度，提升其在該海域聲索主權的合理性，並且將行動化為常態化。同時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戰略布局不單僅在侷限在南海，如今的戰略方向，自中國與索羅門簽署安全協議起，就可以了解到，中共已經將從南海地區延伸到南太，這點從中共外長王毅尋訪南太即可看出，未來立基於南海情勢外，南太島國的反應與美國的回防，將是中美博弈下，新的戰略舞台延伸與觀察重點。
二、盟邦拉扯與鄰國互動-東協角色與主權問題
中美對抗的格局之下，東協更是扮演了重要角色，中美兩國都積極與東協國家互動。最主要也是因為南海局勢中三大要素：主權、經濟、安全都與中美關係所牽連。今年五月，美國為了強化自身在印太地區影響力，嘗試拉攏東協國家進入圍堵中國的戰略要件中，舉行了特別峰會，不僅邀請東協國家加入印太經濟框架(IPEF)，更承諾投入1.5億美元強化與各東協國家在經濟和海上安全領域合作。這說明美國將東協國家也定位成了共同抗衡中國影響力的一環，透過與東協合作，既可以延續早在歐巴馬時期就策劃回防亞太的戰略布局，同時也能延伸印太戰略的框架效益，可謂是一舉數得。
當然，美方進程也未必能順利，相較於美國，中國長年在經濟上對於東協國家有偌大吸引力，身為東協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從東協+1到東協+6，再到RCEP，中國早已與東協國家在經濟上進行一定程度綑綁，更不用提及疫情之下，中國提供東協的數億乃至數十億美元的援助與捐贈。此外，相較於美國3,600億美元的貿易額，中國去年就已達到8,800億美元，充分顯示了中國與東協的經濟合作效益，既有生態供應鏈，也有產業互補性，導致不僅貿易額龐大，也難以找尋替代市場。更多的是中國具有先天地緣政治的考量，導致了東協國家與中國產生了經濟效益的放大與綑綁。
實際上中美兩國的壓力，反而提供了東協國家施行避險策略的先天要素，長年以來為了規避兩強壓力，可以看出東協國家與大部分的中小型國家，對中美兩強採行「經濟中國，安全美國」的避險策略框架。未來東協國家除了延續避險策略的主軸外，也會考量疫情的衝擊與全球產業鏈斷層等新出現的重要影響因素，這不難從越南在中共20大落幕後隨即應邀訪問中國可以看出。
越南訪問值得關注的要點在於，去年疫情的衝擊導致全球經濟放緩，整體東南亞就屬越南最為亮眼，經濟增長率一度接近8%，今年卻出現了經濟發展減緩的勢頭，突顯了越南經濟出現問題。訪中一方面希望透過中國注入更多經濟源泉調整經濟發展方向，二方面也是希望為既有歷史性與主權性問題需畫出紅線。實際上針對南海主權問題，中國一直寄希望能夠通過推行所謂南海行為準則，藉此轉變與濃縮出南海的最大公約數，或許在年底東協高峰會上若催生出南海行為準則，將很大程度的轉變南海整體發展的局勢與中國在東協的影響力。
整體而言，南海未來的發展與穩定，具有許多影響因素，但無論是戰略推行，或是經濟合作，乃至軍事擴張，其最主要要件在於中共與鄰國主權問題。但這一部分可寄望於南海行為準則的推行，定能產生一定程度的法源與行為依據，或許可以降低主權問題下的南海局勢。除此之外，南海的和平與穩定，實質似乎也依託於整體國際局勢的大環境轉變，眼下俄烏衝突帶來的全球能源不穩，以及疫情衝擊的全球經濟放緩，產業鏈中斷與供應鏈重整，都將對既有的中美競爭夾縫產生影響，對東協各國與南海生成戰略擠壓效益，最終將絕大程度的促使中小型國家的外交策略，維持在以「中國經濟磁吸效益」與「美國安全維護效益」間游移的避險策略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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