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雖在外交戰略上推行新南向政策，這與南韓新南方政策有異曲同工之妙，幾乎是在同一時期先後開展。不過雙方卻未在東南亞國家進行合作，雖本質上台韓本身及存在產業競爭與產業重疊的本質，不過若能適時開展雙方合作，終究能達到利大於弊，且事半功倍的共贏效果。
☀︎ 王善航/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2022/7/25)
壹、新南方政策的背景
文在寅時期的外交路線，被多數韓國學者認定任期內持續採行「親中」、「親北韓」的路線，是較為軟性的策略本質。但其實就整體近代國際局勢來看，文在寅政府落實的外交路線其實是「避險策略」。在架構上，既需要修復前任朴槿惠因策略失誤後，導致中國啟動限韓令帶來的經濟衝擊；同時也需要在中美對抗的壓力夾縫之中，維持中美的壓力平衡；更要在對外關係中找尋並維持韓國自身的戰略自主性。「疏美親中」修復對中關係、「三限一不」維持韓美同盟的兩大外交印象，顯然也是一種不得不的選擇。如此，既體現了文在寅時期避險策略的外交本質，也奠定了「新南方政策」誕生的必然。
貳、新南方政策的目標與突破
隨著中國經濟市場的發展漸緩與緊縮，勞動人口龐大卻漸漸成本增加，東南亞早已漸漸成為下一個國際經濟發展的重要舞台，伴隨著東協的成立以及RCEP的推動，各國皆紛紛注意到東南亞國家的整合力度與趨勢，從而推出針對深化與東南亞國家合作的政策或戰略。在這背景下，新南方政策的推行，具有三大意義：一、弱化對中國的經貿依賴，降低經濟威脅風險：將經濟合作對象分散或轉移至東南亞國家，避免在對於中國經濟過度依賴下的經濟威脅。二、降低選邊站壓力，維持自身戰略自主：不主動或被動地在中美之間選邊站，而是追求自身戰略的布局與推廣，找尋中美以外的東協國家進行合作。三、擴大韓國與國際的連接：推廣韓國文化與韓國技術及產業，透過技術合作，提升韓國與國際的接軌與影響力。
文在寅時期的新南方政策，其中心思想與主體建立在，以整體朝鮮半島為整體思考下深化與東協合作的「3P共同體概念」[1]，從人文社會；安全合作；再到經濟發展，形成一種戰略三角合作的模式。韓國連年高達數千萬美元的投資建設之下，韓國與東協不僅基於韓流的輔助，深化彼此民間友善合作氛圍，擴大在亞太安全領域的合作與對話，更集中在水利能源、交通與IT產品領域，與泰國、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等多國合作建立多項基礎建設。不僅讓東盟成為韓國第二大貿易夥伴，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過度依賴中國經濟的風險，同時一系列的合作也深獲連同新加坡總統等多國的肯定，給與新南方政策極高評價。
參、尹錫悅上任後的新南方政策展望
隨著中美兩強的角力升級與擴展，整個印太地區乃至南太地區都成為了兩強爭霸的博弈舞台。尹錫悅的上台，不僅決定了未來至少五到八年內的朝鮮半島局勢，更影響到整體東北亞乃至印太區域發展的穩定。但在基礎架構上，已有多位學者認定，其上任以來將外交戰略定位為打造韓國成為「全球樞紐國家」（Global Pivotal State），不難看出未來韓國將持續深化與東協國家的合作，而新南方政策勢必將會持續堆廣，形成「新南方政策2.0」的新模式。
首先，文在寅時期儘管中美對抗激烈，但因美國川普的單邊主義盛行，大幅降低了美國在戰略上給與他國的戰略誘因，在中國「帶路倡議」的推行與RCEP運作下，美國反而退出了TPP，形成了「中強美弱」的經濟戰略架構。如今，拜登政府的印太經濟框架推行，儘管僅為大方向的構思，但卻也提供了美國在戰略上對他國的經濟誘因替補。其次，尹錫悅的保守派身分在政治特點上與進步派的文在寅不同，其政策主體上明顯的一改前期「親中友善北韓」的路線轉為「親美制衡北韓」的路線，這也正好貼合了美國印太經濟架構的發展路線。其三，作為戰略自主體現的布局，全球樞紐國家的目標，必然體現在銜接東北亞與印太地區的關鍵地緣位置，而東南亞洽較地處連結東北亞與印太地區的戰略橋梁，突顯深化與東南亞合作的重要性。
因此，尹錫悅時期的新南方政策與外交路線必然將體現下列兩大特點：
一、「新南方政策2.0」的根基-親美制朝但不離中的避險策略延續
韓國在外交上並無針對印太乃至南太地區的戰略佈局需求，但在尹錫悅的親美路線下，新南方政策成為了貫穿與連結美國戰略布局的跳板。美方接連推出的印太戰略、AUKUS、印太經濟框架，在實質意義上，既是在無形之中縮小中美競爭的外交壓力夾縫，一方面也明示未來新南方政策2.0布局除延續人員文化交流、經濟交流和安全合作中的既有3P架構外，更多的將會是推進新南方政策與美國印太戰略的戰略對接，最終成為強調價值和南韓作為自由民主國家的身份韓國版的印太戰略。
二、新南方政策的升級與再修正–經濟避險、地緣與戰略自主架構的新三角
尹錫悅的新南方政策2.0，除延續文在寅時期3P架構，延續深化人文與經濟合作外，將定位於與美國戰略對接，形成遏制中國的民主同盟框架下，更加強調安全至上，以及韓國價值與民主。一方面在經濟上，持續追求降低中國經濟影響力，將會把經濟合作領域，以協作方式貫穿美國印太經濟框架的主體，重點強化與通協國家共同建立產業供應鏈、新興和尖端產業合作深化。其次，強調東南亞國家的地緣戰略價值，投過東南亞銜接東北亞與印太地區，從而達到全球樞紐國家定位。而在政治上，則試圖通過韓式民主價值觀，和美國組建的民主同盟推進韓國在東南亞的影響。
肆、「新南方政策」的困難與挑戰
儘管尹錫悅時期的新南方政策2.0，注重美國主導下的安全同盟框架，以及東協國家的地緣戰略位置。但迄今韓美雙方也僅止於發表合作聲明，框架了合作方向，但連同印太經濟框架在內，卻並未獲取實質的實施方案。若延續韓美同盟框架，持續朝向與中國疏遠，脫鉤中國經濟的目標邁進，但中國仍是韓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且基於中韓兩國地緣位置，經濟磁吸效應恐怕仍較難以徹底減除，近期尹錫悅就曾對韓國外交部下令：「在全球共應鏈重組中，韓國應事先向中國告知，以防誤解產生。」這也說明新南方政策或許具有轉移經濟壓力之作用，但本質上根本不可能將中國排除在經貿合作對象之外。此外韓日之間的貿易戰尚未終結，韓國在東協地區的競爭性又已趨向多元，中國與日本均在東南亞地區推展自身影響力，這樣的背景下，韓國不僅半導體主要原材料出口遭到日本限制，還要與日本爭奪綜合影響力，更要與中國競爭經貿和軟實力市場。而全球經濟放緩以及新冠疫情衝擊帶動的「反全球化」，再次激起了雙邊貿易與區域整合的浪潮，未來單邊主義下的戰略規劃勢必將有可能受到區域整合的稀釋與影響。最重要的是俄烏衝突的爆發，也如同給予全球政經局勢投下一枚震撼彈，整體國際權力的角逐、勢力的轉變也是將產生變化，隨著時間推移，韓國的新南向政策與全球樞紐國家的定位勢必也將做出調整。
伍、對台啟示與建議
台灣雖在外交戰略上推行新南向政策，這與南韓新南方政策有異曲同工之妙，幾乎是在同一時期先後開展。不過雙方卻未在東南亞國家進行合作，雖本質上台韓本身及存在產業競爭與產業重疊的本質，不過若能適時開展雙方合作，終究能達到利大於弊，且事半功倍的共贏效果。而自文在寅以來的外交戰略，在實質意義上均在爭取於中美兩強夾縫間的最大生存空間，在主體上的根本方向就是避險策略的落實，如同文在寅推出新南方政策之初，也同步推行定調了「朝鮮半島新經濟地圖」以及「新北方政策」的外交戰略，既充分體現了步將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的分散風險方式，同時也突顯戰略自主以及宏觀評估適時調整的重要性。或許現下台灣的外交政策也可調整為以新南向政策為主體，但同時也伴隨推展與東北亞連接和南太地區連結的多方策略，從而凝結成足以與他國戰略對接的通盤計畫，將利益最大化，風險最小化。
[1] 3P指南韓與東南亞共建人人互助，心心相通的「人民（People）共同體」、共保安全維持和平亞洲的「和平（Peace）」共同體、經濟互惠利益共用的「繁榮（Prosperity）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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